【台灣史料研究：反對運動專題】

媒體反對運動

作者：管中祥（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劉昌德（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

前言

有關大眾媒體在推動民主及言論自由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戰後台灣政治反對者與社會運動團體的關切重點；在許多反對運動的論述中，甚至直接把媒體改造等同於言論自由的實現（例如: 江文愉，1994）。但是傳播學界對於這段媒體反對運動的歷史，卻一直缺乏整體性的分析。因此，本文嘗試扒梳自五○年代以來媒體反對運動的發展史，並從爭取外部與內部新聞自由的轉折，和台灣社會的發展互相扣連。

本文所稱的媒體反對運動，指的是以爭取言論自由為主軸的運動，所以運動的主體，可以是媒體外部的政治反對運動者與社會運動者，也可以是媒體本身的從業人員。而其所反對與抗爭的對象，也就是有權力箝制言論自由的組織或個人，在台灣戰後的歷史上，首先是威權體制的統治階層，再來則是代表商業力量的資本家。

在報業史上，一般都是將自由市場與法規解禁，當作是言論自由的基礎；因此媒體所有權者反抗新聞檢查、也就是資產階級對抗國家力量介入媒體的運動，就成了最初爭取報業自由或言論自由的開端（Curran and Seaton, 1999）。這種反對來自媒體外部政治力干預的行動，也就是我們所稱的爭取「外部新聞自由」的媒體反對運動。在台灣，則是反對威權統治的政治異議者，為了爭取發言權利與推動民主制度，從五○年代起不斷企圖透過自行創立異議性媒體、或對遭政治控制的主流媒體進行批判，所進行的運動。雖然其與英、美等國打破外部控制運動的明顯資產階級屬性或有不同，但後來同樣達到了法規解禁而進入自由市場的結果。我們將在第一節裡，分就時間進展與因為媒體科技進展所呈現出來、針對不同媒體別的反對運動加以敘述。

以媒體所有權為言論自由「單位」、讓資本主個人享有「絕對新聞自由」的作法，在五○年代西歐的社會民主思潮下遭到挑戰。當時西德部分支持「內部新聞自由」的法界人士主張，新聞從業人員也是新聞自由的享有者，因此大眾傳播企業體內部的雇傭關係必須不同於一般企業（蘇正平，1996）；接受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要保障新聞自由的自主性，不只是保障媒體免於國家干預的外部自主性，也必須使新聞「專業」人員能夠免於媒體事業主的不當干預、保障其內部自主性（林子儀，1993）。台灣媒體在政治解嚴之後，政治力量對於言論自由的箝制逐漸減弱，資本主義下商業力量的控制也就逐漸浮現，成為媒體反對運動關注的焦點。

但是，針對媒體工作所謂的專業性與內部自主性，學者柯蘭（James Curran）指出，這項觀念其實是源於自由市場體制與傳統媒體民主角色之間有所衝突，而衍生的一項補救措施，其目的在於透過新聞專業的保障，以建立壟斷性媒體的「內部多元化」。然而，由於所謂「新聞專業」的定義模糊，所以如果沒有透過對整體結構的改革，根本就無法確保言論自由（Curran, 1991: 98-100）。因此，馮建三針對國內爭取內部新聞自由、尤其是標榜追求記者專業自主的反對運動，提出兩點補救方法: 一是記者必須有集體結社、爭取工作權的自覺，另一則是國家公權力必須介入管制私人部門、使媒體產權有所規範（馮建三，1996）。

所以，我們可以說「內部新聞自由」從狹義來看，是保障新聞從業人員「專業自主權」的言論自由；廣義來說，則是透過對媒體產業結構的改造，達成包括媒體工作者與一般公民近用媒體的言論自由權。因此，本文第二節描述與分析台灣自八○年代末期起，針對新聞內部控制的媒體反對運動時，便包含了來自媒體內部的勞工自覺運動，其運動內涵包括了爭取狹義的內部新聞自由、以及勞工工作權；同時也包含了來自媒體外部的社會運動，其運動內涵則是以規範資本主力量、重塑媒體產權結構，爭取的標的是廣義的內部新聞自由。但他們的相同處，就是對商業力量控制媒體的反對訴求。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本文結構可以下表綜觀：

第一節       對外部新聞控制的反對

一、異議性政論報刊（1950-1988）

    國民黨統治台灣初期對媒體的控制和在大陸時期一樣，一方面透過暴力的機制，另方面建立自己的宣傳通道，其主要的作法包括（鄭瑞城，1988: 39-40）：透過的法令與政策明白的賦予大眾傳播媒體特定的任務和目標；其次，國家機器對於媒介內容實施檢查制度，同時對於媒介表現所給予懲處交由行政機關來認定，而非司法機關；另外，軍事單位亦介入大眾傳播媒介的運作，除了投入媒介經營外，媒介內容的檢查工作亦交付軍事單位，如警備總部執行。

    在這些看似嚴密的控制機制限制下，與黨國機器相異的聲音並非沒有出口，隨著台灣內部一連串政治改革運動的發展，連帶的作為反對意見發聲管道的媒介遂因應而生，進而形成媒體與政治反對運動相互支援的現象，而異議的政論報刊便在執政者對政治性集會結社以及大眾傳播的嚴厲控制的氛圍中，成了政治異議分子宣傳政見、糾集民意、組織動員的唯一機關（李旺台，1993: 28），不但政治運動走向雜誌化，雜誌也充滿著政治的色彩。

    事實上，1947年以來的幾次包括組黨在內的政治運動[1]都在政論雜誌的培養下發展壯大（李筱峰，1987: 271；包澹寧，1995: 287），例如，「中國民主黨」的新黨運動中，有《自由中國》雜誌作為言論的中心；《大學》集團的分知識分子政治革新運動，本身就是以《大學》雜誌為基地，並為台灣的政治運動儲備及集結人才；而七Ｏ年代興起的黨外運動中，也有《台灣政論》、《八十年代》、《美麗島》雜誌，以及其後各種五花八門的週刊動諸如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等政治改革（李筱峰，1987: 271）。其中，《美麗島》更企圖以雜誌社作為串連黨外運動的根據地，進而形成一個「沒有黨名的黨」。

    《自由中國》創刊於1949年，創辦的目的主要是源起於，國民黨內以雷震為首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進行的內部改造運動，除了表達反對共產主義的立場外，另一方面則促進國民黨的當權派進行改革。自由中國的言論清楚的揭櫫自由、民主的原則，進而也衍生出對選舉、書刊檢查，以及各種法政金經制度的議論，這分雜誌也因而沾染上明顯的異端色彩（錢永祥，1988: 69-70）。

不過，《自由中國》的初創階段和國民黨政府仍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不但經費由教育部編列，省府亦提供住宅予以使用，甚至部隊中也訂閱該雜誌給官兵閱讀（李筱峰，1987: 59），一直到1951年6月，《自由中國》發表〈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論，針對政府的貪污問題加以抨擊，才引來官方的壓力。1956年10月《自由中國》推出的「祝壽專號」為文建議蔣介石必須選拔繼任人才、確立內閣制、實行軍隊國家化，這樣的主張引起國民黨及軍方的不滿與有計劃的批判，攻擊《自由中國》「思想走私，為共匪統戰鋪路」（李筱峰，1987: 59-61）。

自由中國的炮火越來越來猛烈，而當這群外省籍的改革者與台籍人士聯合倡議組織新黨後，更讓這分刊物及主事者面臨停刊與牢獄之災。1957年4月下旬，臺灣舉行第三屆縣市長及省議員的選舉，郭國基等多位無黨籍人士順利當選省議員，選舉過後，李萬居召集各地的無黨籍及民、青兩黨人士召開選舉檢討會，雷震也應邀發表演說，並欲進一步組織新黨（李筱峰，1987: 70-72）。事實上，在選舉期間，《自由中國》便已發表專文表達地方自治與組黨問題的看法。同年5月27日，在自由中國社舉辦的歡迎胡適返台就任中研院院長的茶會中，胡適發表了一篇「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的演說，公開主張由知識份子、教育界、青年出來組織一個在野黨。

不論是下鄉的草根組織與座談活動，或者透過文字、演說的熱情主張，《自由中國》雜誌社根本就是組黨與改革的連絡中心（李旺台，1993: 3），因此，官方的逮捕行動自然就將雷震與《自由中國》視為首要對象。1960年9月4日，警總突然逮捕雷震與傅正等人，並宣佈《自由中國》言論觸犯有利叛徒之宣傳，應提交軍法審判（許介麟，1997）。

國民黨的懲治名單當然不只雷震與《自由中國》，參與組黨的台籍人士及其經營的刊物也名列其中。例如，在經濟上抵制吳三連所經營的事業，迫其離開台灣，高玉樹則被控瀆職與竊盜，而李萬居所經營的《公論報》則遭到停刊的命運。

《公論報》與《自由中國》是戒嚴初期少數敢直接批判黨國體制的媒介，主要的經營者也投身於組織新黨的活動。在李萬居參與組黨活動，國民黨便已透過各種方式企圖封鎖公論報。雷震下獄後，《公論報》除了呼籲要用司法審判外，更明白揭露「雷震案」是一場為了扼殺新黨生機的政治陰謀（林麗雲，1999: 19）。國民政府控制《公論報》的手段包括了：不准政府機關購買該報及刊登廣告，並且不准報攤公開販售《公論報》，甚至企圖將李萬居打為中共的同路人。雖然這些手段並未直接迫使該報關門，但卻也使得李萬居不得不透過增資的手段來維持營運，而此時國民黨則趁機融資介入，並改組報社，最後則在法院判決後，《公論報》被迫轉手（楊錦麟，1993: 345-346；轉引自馮建三，1995b: 182、林麗雲，1999: 19）。

這兩份出版品分別從執政黨內、外批評時政，最後則因涉身於反對黨的創設而被迫停刊及易手，不過，批判時政的聲浪並未就此停止，《文星》、《大學雜誌》、《台灣政論》、《夏潮》、《這一代》、《八十年代》等刊物相繼出現，這些刊物多數以知識分子為主體，除了部分內容涉及文化、思想、藝術層面外，大多對當時的政經體制提出嚴厲的批評。然而由於組成與定位的不同，他們所採取的角度也各有差異。例如，《大學雜誌》被認為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標榜著一種自由主義的理性態度（南方朔，1978: 50）；夏潮則結合了一批有著社會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企圖在台灣形成批判性的左翼論述（郭紀舟，1999: 6），而《台灣政論》、《八十年代》在則突顯了台灣的主體意識，甚至「台灣人出頭天」的口號也已出現（李筱峰，1995: 291）。這些刊物不論其關懷取向與立場與為何，但都代表著威權時期媒介作為另類意見出口的重要意義。

一直到《美麗島》雜誌的創刊，雜誌作為大規模的群眾動員及「政黨」集結的中心角色才又出現。

1978年年底，黨外人士為了能形成全島串連的態勢，成立了「全省黨外助選團」總部，並以各地候選人提出共同政見的方式來形成一個整體黨外集團的形像。事實上，當時的黨外人士亦希望能將黨外的力量組織化的運作，以持續選舉期間的運動能量，於是張春男和呂秀蓮發起「黨外候選人聯誼會」；夏潮系統的黃順興成立了第一個民眾服務處；施明德等人則希望成立「黨外總部」，建立一個「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1999: 166）：

《美麗島》雜誌的籌辦，是在助選團總部轉換成黨外黨部以後的事情…「沒有黨名的黨」其實是呈現在兩種方式中: 最先是一個黨外的總部。黨外民意代表的聯合辦事處，政治位階較高；另一個是美麗島雜誌社，位階低，但都有實質的組織他和運作（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1999: 186）。

創刊於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雜誌以社委的形式組成，網羅了全台各地的黨外人士，在實質上具有政黨的雛形，因此，《美麗島》被視為黨外運動的機關刊物（李筱峰，1987: 145）。「美麗島」集團以實質的政黨形態迅速發展，在短短四個月，組成「中央黨部」，推出「黨魁」，在全省各地成立十五個地方黨部（李旺台，1993: 4）。「美麗島政團」在匆促中崛起，快速膨脹，卻在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中遭到瓦解（李筱峰，1987: 152），這份發行量一度高達十萬份的黨外雜誌，被迫永久停刊。

    「美麗島」事件後，黨外雜誌更是大量出現，成為黨外運動發展的一大特色，這時期的黨外雜誌初期多由擔任公職等民意代表而創辦，他們藉著自己的雜誌來宣傳令他們在試會中的問政成績，並建立他們的知名度以突破現實的環境（李筱峰，1987: 195-196）。雖然如此，黨外雜誌仍具有鮮明的改革色彩，對當政的批判依然不遺餘力，此後仍有《鼓聲》、《前進》、《春風》、《新潮流》及鄭南榕的《時代》系列為代表[2]，一直到1985年，市面上仍有廿一本使用不同名稱的異議政論雜誌流通（馮建三，1995b: 184）

表1-1  異議性政論報刊相關大事記

1949/11/20   『自由中國』創刊

1957/11/05   『文星雜誌』創刊

1958/0701    李萬居等無黨籍人士申請成立中國地方自治會遭駁回

1960/09/04    雷震被捕

1960/10/08   『自由中國』被查封，台籍人士組織「中國民主黨」失敗，雷震遭判刑十年

1960/11/11    李萬居於公論報訴訟案中敗訴，被迫讓出經營權

1968/01/01   『大學雜誌』創刊

1971/01      『大學雜誌』改組，議題重心轉向政法問題

1975/08      『臺灣政論』創刊

1976/2/28     『夏潮』創刊

1977/01/01   『這一代』創刊

1978/11/24   「全省黨外助選團」成立

1979/06/01    康寧祥等人創辦『八十年代』月刊

1979/08       黃信介等人創辦『美麗島』雜誌

1979/09      『鼓聲』創刊

1979/09/08     中泰賓館事件

1979/10      『春風』創刊

1979/12/10     美麗島事件

1980/02       『亞洲人』創刊

1980/04       『暖流』創刊

1980/09       『鐘鼓樓』創刊

1980/11       『海潮』創刊

1981/01       『政治家』創刊

1981/04       『進步』創刊

1981/07       『深耕』創刊

1982/02       『博觀』雜誌推出「組黨專輯」，遭警總查禁

1983/01       『民主人』創刊

1983/02       『夏潮論壇』創刊

1984/03/06    『自由時代』創刊

1984/03/29    『雷聲』創刊

1984/06/11    『新潮流』創刊

1985/04/12    『臺灣年代』創刊

1988/01/01     報禁解除

1989/04/07    『自由時代』周刊社長鄭南榕自焚身亡

二、另類電子媒體（1984-1994）

自八○年代末到九○年代初、歷經解嚴與動員戡亂時期終結之後，台灣整體政治環境漸趨開放；在媒體政策方面，實行達四十年之久的報禁也隨之解除。不過，執政當局雖然解除了平面媒體的市場進入限制，但對於廣電媒體、尤其是無線電視台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則在鞏固政權考量與既得利益團體壓力下，堅持不肯放手。即使是立場傾向保守的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於1995年為亞洲媒體自由進行評比時，也指出台灣平面媒體的新聞自由度要比電子媒體來得高（黑白新聞週刊，1995/5/14-20: 52）。

此時期的媒體反對運動形式與異議性政論報到有著極大的差異，他們透過電子媒體作為反對運動的工具，相較於當時主流的媒體—無線電視而言，另類電子媒體成本低廉、移動方便、操作簡單與互動性高的特性，使得新興的傳播科技得以取代傳統的印刷媒體，成為反對運動的重要工具。同時由於這些傳播科技的不同的特質與功能，在內容上跳脫了異議性政論報刊以政治運動為主的言論取向，開始重視地方的民意與文化，以及不同的社會運動訴求。

1.另類錄影帶（1984—1990）

    由於三家電視台在政治立場上多偏坦執政當局，對於各類新興掘起的社會運動多予負面的評價，也使得民眾難以從三台的表現上，窺得爭議性事件的全貌，因此不少媒體或文化工作者為表達對廣電體制的不滿，紛紛透過自行拍攝的「另類錄影帶」，以影像的方式紀錄台灣底層生活及社會運動的發展，同時作為政治與媒體抗爭的工具。

    台灣的另類錄影帶的發展可追溯到1984年6月，鄭文堂等人為海山煤礦災變所做的記綠（張碧華，1992a: 156），當時是因為《前進》雜誌的編輯王智章前往採訪，發現許多罹難者家屬未能領到應得撫恤金，於是結合鄭文堂偷偷錄影採訪，此舉不僅關心被大眾媒體冷漠的家屬，並召開記者會公佈事情的真相，相關單位因而重新處理此事，影像錄影帶的影響力也開始受到重視（戴伯芬、魏吟冰，1992: 44）。

    不過，另類錄影帶首次與政治改革運動結合，並直接挑戰三家電視台報導不公的例証，該算是1986年底，綠色小組與立委許國泰服務處人員所拍攝的《中正機場事件》錄影帶。當時電視新聞仍為國家意識型態的工具，曲解民進黨「迎接海外代團的行動」，同時扭曲了機場事件衝突時的情節（廖素霞，1994: 58）。此次事件「綠色小組」透過公開播映，讓民眾了解有別於三台的新聞角度，不但挑戰三台新聞的公信力，同時也影響了諸如「第三映象」、「文化台灣影像工作室」等團體的成立，投身另類錄影帶紀錄的行列。

    當時的另類錄影帶紀錄的範圍相當廣泛，包早期自立救濟模式的社區抗爭，到環保運動、學生運動、農民運動、勞工運動、原住民運動，甚至是宣揚政治反對運動人物的理念與風格，以及彰顯本土文化的內容都涵蓋其中（江冠明，1992: 133、余陽洲，1994: 2）。在紀錄這些事件時，他們幾乎拋棄傳統媒體客觀中立的立場，進而顛覆當時媒體所存在的主流價值，並作為鼓吹某種意識型態的戰鬥工具，長期參與環境議題紀錄工作的李泳泉（1992: 96）便認為：

我只不過是代替觀眾走向現場，把環境記錄下來加以整理、呈現…幫助大家了解台灣環境被破壞的狀況和導致整體破壞的緣由…呈現國內核電政策、能源政策的種疑問和矛盾，希望能使社會上更多人因質疑、思考而動搖對主流媒體擁核論調的信任，進而體諒、認同、支持反核人土的用心。

    這些陸續出現的另類錄影帶，伴隨著台灣解嚴後狂飆的社會運動以及反對黨的成立一起發展，因此，另類錄影帶工作者的角色不單是為社會運動紀錄者，亦當視為社會機制的改造者，他們參與的層面不只是單一主題的社會現象，還包括對整體國家體制與政策的不滿與挑戰。也由於透過影像的紀錄與流通，不僅解構了台灣政治權力的神話，終結台灣強人歷史斷的論述，同時更進一步成為反叛工具，擔負起教育組織群眾的功能（戴伯芬、魏吟冰，1992: 51），更有學者認為，這些另類錄影帶應被定位在具有「革命情緒濃烈的『顛覆性媒介』」（余陽洲，1994: 2）。

   然而，曾經一度引領媒體與反對運動結合風潮的另類錄影帶，隨著外在政治與社會環境的改變、惡劣的競爭市場機能的排擠作用，以及內部經營念的輕忽、勞務分配不均、長期工作倦怠，和對政治現實失望等因素逐漸消聲匿跡（余陽洲，1994: 9-10）。雖然如此，另類錄影帶的出現，也間接的協助了另一種反對運動與媒體結合的形式，為新興的「民主台」提供節目來源。

2.民主台（1990—1993）

    雖然第一家非法播放的有線電視系統於1979年在基隆被查獲（汪琪，1985: 17），但當時這種透過線纜傳送訊號的傳播科技只是純粹的商品，並不具任何反對既有政治體制的意義，一直到1990年2月28日民進黨支持者於洪奇昌雙和服務處內設立「中和民主台有線電視台」後（翁秀琪，1993: 476；中國時報，1990.2.28），線纜媒體才和政治反對運動正式結合，成了日後通稱的「民主台」。初期民主台的內容除了播放一般節目，還包括有政治性的內容，如提供有關立法院、地方議會質詢的實況，或街頭運動、演講會的剪輯報導，以宣傳政治理念，部分的內容得自於「綠色工作小組」、「新台灣工作室」、「第三新聞室」的另類錄影帶工作者的提供。

「中和民主有線電視台」的順利開播，帶起了民進黨公職人員紛紛投入有線電視經營的行動，民主台不久便在台灣各地有如雨後春荀般的快速成長。民主台業者為能有效整合既有資源，1990年10月15日，二十四家業者組成了「台灣民主電視台全國聯合會」，該聯盟全盛時期在全省各地共有七十五個會員台（自立早報，1993.3.8）。

民主台的結盟，可視為民進黨媒體改造運動的策略之一，除了能結合各地方台及小眾媒體工作者的資源，在軟體節目的供應上相互支援。民主台雖不是民進黨的事業單位，但卻得到民進黨中央的大力協助，民進黨於1990年10月17日中常會中作出決議表示，「台灣民主有線電視台全國聯合會」並非民進黨所經營的有線電視台，但基於黨中央推動「電視解禁運動」，對於聯盟的成立將樂觀其成，並給予必要的協助（中國時報，1990.10.18），因此，民主台的成立也成為民進黨傳播意識型態的重要通道，並藉由結盟的方式，為日後該黨各項公職人員的選舉扮演政治宣傳的角色。

    民主台除了延續過去政治反對運動與媒體改造運動結合的意義外，更重要的是，它打破數十年來國民黨對資訊和媒體的壟斷，並企圖藉由有系統的串連建立起全國性的有線電視網（翁秀琪，1993: 481）。同時，民主台呈現的不只是政治宣傳的內容，其製播地方新聞與文化節目，更突顯了有線電視的媒介特性。

第一家製播地方新聞的有線電視系統是由民進黨市議員王青等人於90年初主持成立的高雄「第一民主電視台」，節目內容不僅包涵了大高雄地區的新聞，亦希望創造出一個「高雄人觀點的新聞報導」（方仰忠，1991: 74--75）。除了政治頻道和自製新聞外，民主台也重視地方文化的節目，在語言的使用上，則包括了閩南及客家族群的母語，同時為突破軟體製作上的困境，部份業者著手製作具備本地特色的節目以吸引顧客。此外，不少經營者者也製播地方論壇節目，鼓勵民眾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反應人民的聲音（翁秀琪，1993: 481）。換句話說，除了政治意義外，更挑戰了傳統媒體重中央、輕地方，重北京語、輕方言的現象，這種有別於台灣主流媒體價值的運作方式，似乎也讓有線電視的地方及區域的功能得以發揮（管中祥，1996：102）。

民主台也和黨外雜誌一樣面臨來自黨國機器的取締行動，特別當民主台在選舉期間公開與在野黨結合後，官方的控制態度更為積極（馮建三，1995b:130）。不過，相關單位的壓制作為並不如過去一般順利，除了經營者本身的抗爭行動外，更重要的是反對黨已取得六個縣市的執政權，對於中央的取締命令不願配合（中國時報，1990/8/25；聯合報，1990/8/8），再加上各級民意代表也因本身利益及維護言論自由、打破媒體壟斷等因素對當局的作法有所反彈（民眾日報，1991/8/25；台灣時報，1991/10/8），以及商業力量組織了各種不同利益取向的非法第四台業者形成壓力團體，使得「民主台」的發展不像像黨外雜誌一樣受到極大的限制。

民主台一方面透過抗爭的方式爭取媒體經營權，另一方面，亦經常結合民進黨公職人員，以壓力團體的身份，向有關當局進行遊說與施壓，以完成有線電視的立法（民眾日報，1991/1/20；工商時報，1991/2/1）。事實上，隨著台灣有線電視的建制化與私有化後，民主台的角色較像純粹爭取經營權的利益團體，原有的政治抗爭性格與影響力則顯得微乎其微。

表1-2.2  民主台相關大事記

1990/ 02/28      台北縣的「中和民主台」開機試播

1990/03/01    新聞局剪斷「中和民主」分配器，林正杰、周柏雅、謝明達等人剪綵，執法人員廣電處課

            長何乃麒等人遭到包圍，尤清趕往聲援電台

1990/ 06/23   台北縣等七縣市政府反對將取締第四台工作推給縣市政府執行，並認為剪線工作應由電力及

            電信單位執行

1990/ 06/30   廣電處專員張裕然於中和執行前線非法第四台遭民進黨員阻止，該人士表示，民主台並未播

放色情影片，新聞局是選擇性執法

1990/08/25     台北縣長尤清拒絕行政院成立違法播放系統取締執法小組的要求

1990/08/31    省新聞處通令二十一縣市政府的新聞單位，九月一日起執行「中興專案」，全面取締違法營

業的MTV、第四台、錄影帶出租店

1990/09/01     陳勝宏、賁馨儀、李逸洋、謝明達等民進黨市議員紛紛籌設第四台

1990/09/13     謝長廷將以政黨力量杯葛有線電視法草案立法，謝指出，只要政府言論節目尺度一日不開

放，未來有線電視的發展仍將步入三台後塵，設置有線電視毫無意義言

1990/09/21     由於受省府「中興專案」的影響，民進黨人士經營的十六家民主電視台己完成串聯，將透

過該黨立委爭取生存空間，徜該計劃成功，將有利海外組織在台設置電視台的傳播戰

1990/10/15    「台灣民主有線電視台全國聯合會」成立，共二十四家參加，新聞局長邵玉銘示取締決心，

他，不能因為是民進黨就可以不守法

1990/10/17     民進黨中常會決議要求該黨執政之地方縣、市長對於新聞局的取締行動不與配合，同時，

            「台灣民主有線電視台聯盟」並非民進黨所經營，但由於該黨中央推動電視解禁運動，因此，

對此聯盟成立樂觀其成，並給與必要的協助

1990/10/21     屏東民主有線電視於潮州開播，董事長為民進黨省議員邱茂男，新聞局指示縣新聞股依法

處理，蘇貞昌表示則上級勿強迫取締

1990/11/01     台灣民主有線電視聯盟舉行第二次理監事會，由該聯盟理事主席、國大代表張貴木主持，

會中決議聘請民進黨籍立委、國代中央黨部各部主任及縣市黨部主委為顧問，邵玉銘表示

非法第四台、民主台一體取締

1990/09/11      民主電視台全聯會決議，全面輔導各地有意設立第四台的經營

1990/12/04    高縣府未被知會，高屏民主台就被查扣，台灣民主有線電視台聯盟定上午九時聚立法院抗

議。余陳縣長為此次行動感到遺憾，高雄市議會民進黨黨團及省議員邱茂男亦表示抗議，

認為情治單位有失中立立場，連戰亦不同意新聞局作法，希望以後先知會一聲

1991/08/25     行政院將全面取締播放系統的決定，引起戴振耀、洪奇昌、盧修一、葉菊蘭等四位民進黨

立委緊急質詢，指行政院第二十七次治安報的指示，顯然是針對二屆國代選舉而來，已嚴

重侵害新聞傳播的自由，同時是對民進黨的封殺並提出四大求促請新聞局全面停止行動

1993/03/08           「台灣民主有線電視全國聯盟」同日亦舉行會員大會，會中決定登報公佈名單以和部份

              侵犯著作權的非會員民主台劃清界限，應邀參加的官員為新聞局局長，而會中也對連戰參加

「播色情片、院線片」的「有線傳播發展協進會」而未參加「尊重版權、不播色情、片院

線」的民主大會表示抗議

1993/07/16     立院三讀通過有線電視法

3.地下電台（1990-1994）

    隨藉政經環境轉變，相關單位也逐漸開放對媒體的，然而，國家開放的腳步，無法立即滿足媒介改革的呼求，民間的媒體改造運動仍然持續進行，因此，不論是透過非法途徑播音的地下電台，或者是民間團體推動的「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都將媒體改革的訴求仍集中在「釋出頻道」與及電波合理分配等議題上。

    90年3月民進黨秘長張俊宏為突破媒體壟斷，全力打破廣電禁忌，陸續在中和、高雄、高屏、三重、潮州等地設立「民主之聲」廣播電台，雖然在半年內這些電台都遭到停播的命運，然而此舉卻打破國家機器聲稱的「頻道已滿」的神話。92年年底，張俊宏成立「全民電台」，並在其立委辦公室內，利用二十五瓦功率的發射器，於九Ｏ點一兆赫，向台北地區進行收音機廣播[ºÞ¤¤²»1] 

[ºÞ¤¤²»2] （自立早報，1994/3/16），內容以立法院新聞，全程報導院會、委員會問政實況為主。隔年11月，引起各政治勢力及社會的全面注意與跟進的「台灣之聲」正式播音。

    事實上，在許榮棋等人經營的「台灣之聲」引起注目之前，92年的選舉期間，周慧瑛與謝長廷便已合作過一家台北縣市都能收到訊號的地下電台，不過，這個電台主要是為了突破選舉時國民黨新聞壟斷而設，選舉過後便停播，然而，這樣的作法也讓地下電台和反對黨與選舉活動有了更密切的互動[3]。這些地下電台的陸續出現，讓許多人意識到廣播的影響力，同時隨手可得的頻率、低廉的成本誘因[4][1233] ，以及強大的宣傳效果也吸引反對運動者、宗教界人土及有志於年底參選的政治人物，透過地下廣播宣揚自己的理念。

    地下電台與選舉運動結合的魅力，吸引到的不只是具有「黨外」傳統的民進黨人士，各個政治勢力有感於此媒體的強大影響與動員力，亦紛紛設立電台為自己造勢、發聲，甚至連執政的國民黨也一度想推出自己的地下電台。地下電台因而自91年開始，便成為不同的選舉活動的動員工具，並促發黨派與省籍間的嚴重對立，雖然如此，這個非法的電波媒體卻為台灣封閉已久的廣播天空帶來罕見的多元聲音。

    政治選舉雖然是帶動地下電台發展的重要因素，但此種媒介的靈活與機動的特性，以及藉由電話call in所產生的互動功能，使得聽眾與地下電台間建立了特殊的交換網絡，與主流媒體迥然不同，他們之間並非單向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讓受眾不再只是受眾，而是一個活生生的言論自由的實踐者。曾經在主流媒體工作，而後投入地下電台經營的吳清棋便認為（吳清棋，1994）:

地下電台除了提供小市民收聽外，還有參與發表意見的現場熱線管道，使得聽眾和電台之間，不再是冷冰冰被限制為「聽眾」的角色…其實小市民在「call in」節目中大吐怨氣，也許是避免其在現實生活做出反社會行為的替代方法…

    因此，聽眾不僅能夠參與論述的生產，同時電台與觀眾的關係經由彼此的互動而更為密切，甚至部分聽眾會在地下電台面臨取締的危急時刻挺身護台。然而值得注意的，地下電台出現除了和過去的媒體運動一樣具有政治反對運動的意義外，地下電台也關注到弱勢的聲音，呈現了邊緣與非主流色彩，不受社會重視的原住民、勞工、婦女、同性戀等團體不但在地下電台中有發聲的機會，同時也擁有自己專門的電台頻道。這也使得地下電台展現出和過去媒體反對運動的截然不同的風貌，亦即，除了作為政治言論異議者、選舉活動造勢者，以及本土文化的提倡者外，地下電台更擴大對邊緣弱勢者的關懷層面，進而企圖顛覆與衝撞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的堅固牢寵。

表1-2.3  地下電台相關大事紀

1987/06/26  新聞局以頻道過密為理，不准立委康寧祥申請設立電台

1990/02/12  台北縣長尤清與新聞交涉成立交通電台，預算遭縣議會刪除

1992/12/10 「全民電台」開播

1993/01/30  交通部與新聞局名開聯合記者會，正式宣佈開放卅三個頻道

1993/12/09  新聞局公佈第一梯次中功率電台通過名單，張俊宏經營的「全民電

           台」取得執照，張隨即宣佈放棄原有佔用的電波波段

1993/11/23  台灣之聲開播

1994/02/22  數百輛計程車聽台灣之聲至財政部抗議保險費問題

1994/04/12  台灣之聲電召百輛計程車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

1994/04/21  新聞局首度對地下電台展開抄台行動

1994/07/31  新聞局擴大抄台行動，隔日，地下電台在新聞局前集結抗議，引發

           流血衝突

1994/09/04  支持新黨的「新思維」電台開播

1995/01/10  「寶島新聲」集眾1500人赴之法院抗議客家文化遭漠視。

1996/08/08  新電信法生效，自行設置或使用電波的地下電台將面臨徒刑、拘役

           與罰金的處罰

三、無線電視（1993-1996）

雖然印刷媒體逐漸走向自由開放，但廣電媒體的進步卻相當緩慢，國家機器在三家電視台的股權結構以及人事任命上仍佔據絕對的優勢，相關法令與政治運作並未解除，三台繼續扮演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角色。這種選擇性逐步開放＼退讓的作法，與當時台灣社會中廣電媒體、尤其是電視的影響力提高，逐漸凌駕於平面媒體之上的趨勢，顯然息息相關[5]。同樣地，社運與政治反對運動團體，也開始體認到電視新聞報導的不公，對於改革團體的殺傷力更甚於平面媒體，因此，改革團體對於無線電視生態環境的改造也毫不客氣。

首先，民進黨於1991年2月公佈電視解禁計畫，並開始一連串要求政府釋出無線電視台頻道的行動。1993年9月1日，包括蔡同榮、李鎮源、李應元、吳樹民等政界、學界、報界人士，組成「民間傳播股份有限公司」（馮建三，1995c: 33-34），是為後來取得第四家無線電視台執照的民間全民電視公司的前身之一[6]。

另外，學界與社運界方面也針對無線電視台的表現及產權結構，提出改革訴求。1992年，標舉反對與獨派旗幟的台灣教授協會，展開對無線電視台（當時的三台：台視、中視、華視）新聞報導的監看行動，分析與說明其間對於反對運動的不公平報導（江文瑜，1994）。他們所組成的「媒體監督小組」指出，三家無線電視台的新聞報導「利用影像的剪輯，營造出特定的社會氣氛，將「台獨份子」型塑成破壞社會安定的「民族的惡棍」。企圖將一個應當放入公共領域討論的問題，轉化為道德恐慌的根源，而予以道德上的責難。」（廖偉程，1994：344）。同時，他們也認為：（孫秀蕙，1994：129-130）

【三家無線電視台】壓縮反對勢力的言論空間，大量呈現官方的選舉議題看法，並時時佐以各種冠冕堂皇的口號與圖騰……三台在一開始就否定自身為公共領域的角色，阻絕了不同黨派、團體、勢力的媒體近用權 ……自甘為黨營機構，扮演傳聲筒角色。

緊接著，「自由派」色彩鮮明的學者聯合組織「澄社」，則是在1992年開始著手、並於1993年4月出版了《解構廣電媒體》一書。如同當時澄社社長瞿海源在該書序言中所說﹕（鄭瑞城等，1994﹕i）

澄社深深感覺到廣電媒體對民主發展的緊要，也對廣電媒體為執政黨所壟斷的事實極為痛心。作為知識份子，這個狀況最能致力的應該就是澈底深入研究，客觀解析，為合理開放廣電媒體建立理性思考與行動的基礎。

在從學術、歷史及批判的角度，解構台灣的廣電媒體後，「該書也提出了實際的建言，要求重新檢討廣電媒體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國家介入問題。其中對於政黨、軍隊退出無線電視台經營的觀念，成為後來以迄目前為止，要求「黨政軍退出三台」呼聲高漲的濫觴之一：（李金銓，1994﹕547-549）

任何政黨不應經營廣電媒體，國民黨應退出中視……國防部及與其有關之機構團體，如黎明基金會和國軍袍澤儲蓄會應讓渡華視和其所控制的電台股權，並退出經營……政府應訂定法律規定媒體所有權與經營權分立，廣電媒體的董事會依法由股東選舉產生，總經理向董事會負責，嚴禁黨、政、軍等外力之介入。

建立在此一結論的基礎之上，澄社於1995年初積極投入建立廣電新秩序的推動工作。1995年2月18日，由澄社邀集台灣教授協會、台灣醫界聯盟、環保聯盟、傳播學生鬥陣、殘障聯盟、中國比較法協會、四○一教改聯盟、以及台北律師公會等共九個社運團體，正式組成「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聯盟」、簡稱「三退聯盟」。該聯盟提出了四大主張，分別為「三台股權大眾化」、「全面翻修廣電法」、「成立監督委員會」、「確立編採自主權」。（自立早報，1995/2/19: 1；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聯盟，1995）

雖然四大主張的訴求，兼顧了要求電視媒體外部與內部新聞自由的原則；但是該聯盟名稱上所高舉的「黨政軍釋股」主張，顯示這個運動主導的意識形態，相當程度地呼應了當時八○年代以降、自英美所吹來的私有化與解禁的思潮。三退聯盟在當時的問答手冊上明白表示﹕（前揭書：21）

【「三退運動」的短期目標是】「黨政軍釋股、股權大眾化」。此聯盟將推動力法院於近期內修改廣電法部份條文，以規範新版廣電法通過前之無線電視營運秩序。一方面要求黨政軍及其外圍團體公開釋出其所有股份，另一方面成立過渡期間之監督委員會，強勢監督三台之經營……

針對當時部份參與該聯盟的團體與學者所提出、有關財團入主黨政軍退出之後的三台的憂慮，三退聯盟提出「無線電視台之股權應予分散，同一股東之股全部得超過百分之一」（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聯盟，1995：21）的配套修法建議，但整個運動的方向仍是以「釋股」的產權問題作為主軸（馮建三，1995a）。這從該聯盟籌備初期所訂立的運動目標順序，即可略知一二：「本運動目標暫定為：A.黨政軍退出三家電視台……C.黨政軍釋出的三台股權朝分散化處理，以免財團接管」（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聯盟籌備工作會記錄二，1995/2/8）。三台股權釋出的目標，明顯是在防堵財團入主之前。

同時，著名的經濟學者、後來也曾任澄社社長的張清溪，於三退聯盟正式成立後三天所發表的一篇文章，或可表達當時一些學者的看法﹕（張清溪，1995）

公營事業既要民營化，財團進駐豈有辦法避免。另一方面，也許更重要的是，財團進駐有何不好﹖世界上有哪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不是靠財團的貢獻。

三退聯盟以「修法釋股」為主要訴求，自1995年2月開始發動一連串的活動，包括對象為一般民眾的「會審三台」演講大會、大學校園的巡迴演講、在台視門口為期一週的靜坐活動、以及於5月20日發動為數約五千人的遊行活動（黑白新聞週刊，1995/5/21-27: 53）。另一方面則積極與反對黨合作，先是透過民進黨籍立委，將廣電法第五條修法案送立院委員會審查，但遭國民黨團封殺（中國時報，1995/5/26: 4）；隨後更建議當時的台北市政府相關官員（朱敬一，1995），針對台視向北市租用的竹子湖發射站約期將在當年8月1日屆滿，要求台視必須回應三退聯盟主張、否則收回不再續租（聯合報，1995/5/25: 6）。

後者由於有地方政府行政權的配合、並掌握台視無線電波發射的命脈，因此獲得較為實際的成果。1995年10月2日台視作出六點承諾，包括願意朝股票公開發行努力、支持籌建公共發射鐵塔、尊重市府推動成立電視監督委員會等，北市府因此同意續租。三退聯盟對此雖不滿意、且表達微弱抗議（聯合報，1995/10/3: 13、1995/10/7: 6）；但之前在8月18日、澄社數位學者於中國時報發表〈媒體改造社會運動，繼續努力〉一文之後（朱敬一等，1995），一如昭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三退聯盟的活動形同終止[7]。然而，對於電視媒體的反對運動持續進行，只是主軸漸由反對外部政治控制、轉向聚焦於內部資本控制的路線。

表1-3  反對無線電視外部控制相關大事紀

1991/02/28         民進黨公佈電視解禁計畫。

1991/07/07     「知識界反政治迫害聯盟」與「台灣學生制憲聯盟」舉行「反對（電子）媒體壟斷座談會」。

1992/09/01     台灣教授協會成立監督電子媒體小組，自九月間展開監看三台新聞計畫。